员工频繁应聘离职告企业违法用工？济南劳动仲裁律师

自称“维权狂人”的方某是浙江省宁波市家喻户晓的“知名人士”：3年来，方某在11家单位工作过，打了11场劳动争议官司，大部分纠纷都是在他进用人单位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发生的，而且最终几乎都是用人单位败诉。
　　2006年5月，方某在宁波市鄞州区石碶街道的一家服装厂找到了一份工作。工作了不到3个月，他就以单位未支付加班费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，然后是仲裁、诉讼，最后单位败诉。此后，方某把这种维权方式用到了他工作过的每一家企业。
　　方某的“职业维权”行为引发了不少争议。有人认为他是“维权卫士”，他的行为具有积极意义，值得提倡；有人认为，方某频频提起诉讼有滥用诉权或恶意诉讼之嫌。

　　依法维权还是滥用诉权

　　“我进的第六家单位和第五家单位的厂长是同一人，进厂20多天后我们碰见了，他认出了我，让我别干了。厂长的母亲当着我的面说，‘我们厂小，你放过我们吧’。”方某对记者说。
　　记者了解到，自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后，大多数企业对方某这样的“职业诉讼者”显得无可奈何。多数企业主担心，如果案件处理不慎引发群体性诉讼，轻则毁了企业名声，重则导致企业破产倒闭。因此，一些企业主选择主动赔钱息讼了事。
　　“他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者，因为他工作的目的并不是想为企业、为社会创造价值，而且像他这样频频提起诉讼的行为也有违常理，维权目的的正当性也值得商榷。”某企业人事经理这样认为。
　　“我打官司并非为了钱。”方某在接受采访时说。据方某计算，3年11个官司，法院最终支持了他近2万元的诉讼请求，而如果他肯安分地做工，以他的技术，每年挣三四万元是没有问题的。
　　无独有偶。40多岁的刘某也像方某一样是一名“职业诉讼者”。2008年，刘某自称有技术，到一家铸造企业担任工程师，而且主动向企业提出不签劳动合同并把工资基数定为5000元。企业很快发现刘某根本没有他所说的“技术水准”，于是让他走人，刘某便要求企业支付双倍工资和加班费10多万元。经过仲裁、诉讼，刘某虽未获得他所提出的全额补偿，但仍拿到了几万元。不久前，刘某又在另一家企业当了一把“维权先锋”，同样“获利”万元。
　　鄞州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方某提起的10起诉讼。该院劳动争议案件审判庭副庭长周文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社会应该客观而理性地看待“维权狂人”方某的维权之举，并关注其可能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效应。
　　周文君认为，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方某维权之举有一定积极意义，因为劳动者怠于行使诉权不利于督促企业不断加强用工规范管理，另一方面也要关注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现状，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形势没有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，出口形势严峻的中小企业仍面临巨大生存压力，大量劳动争议诉讼可能导致企业中断正常经营而倒闭，从而引发社会负面效应。
　　“少数人借助仲裁或诉讼的合法形式来恶意维权的现象确实存在。”周文君说，从反映到诉讼层面的情况看：有人主动应聘到企业、主动加班，但不签合同，然后再找机会向企业索赔；也有人进入企业后消极怠工，企业若因此给予降薪或开除处理，就可能收到一纸诉状，遭到“合法”索赔；还有一些劳动者在自己诉讼之余，到仲裁机构或法院门口招揽“生意”，收取代理费用为他人代理案件。为了赢得对方信任往往虚假承诺夸大胜诉率，煽动劳动者提起不切实际的仲裁或诉讼请求，一旦发现代理的案件可能败诉，又将责任完全推给纠纷处理机构，造成大量劳动争议纠纷处理陷入僵局。
　　办案法官分析说，劳动争议案件诉讼成本很低，劳动者几乎没有诉讼风险，因此很多劳动者在诉讼中大都选择最高标准，以致各地法院劳动争议类案件普遍骤增，而且上诉率居高不下。其实，过高诉讼请求是无益于问题妥善、及时解决的。